温故 | 戴鞍钢：辛亥革命与移风易俗
辛亥革命与移风易俗
——戴鞍钢教授在上海图书馆的讲演
文汇学人·每周讲演 2011.04.11
辛亥革命在移风易俗上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革命派希望从各方面求得人们身心的解放，因为造就一代身心健康的国民是建立和维护乃至巩固共和制度最基本的前提。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因素的制约，在移风易俗的推行上，存在各种缺陷。当然，这绝对不应该妨碍我们对辛亥革命各位志士仁人给予充分的尊敬和应有的评价。
今天我主要介绍的是辛亥革命对社会风俗的影响。首先说明辛亥革命、风俗、南京临时政府等概念的界定；其次介绍辛亥革命期间有关移风易俗的部分政策法令；最后对这些除旧布新的努力加以评价。
为何叫南京临时政府
南京临时政府是辛亥革命的具体成果，“临时”二字是当时中国各种政治力量博弈的结果。
什么是辛亥革命？学术界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认识。广义的辛亥革命是指从1894年到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领导资产阶级所进行的整个民主革命的过程。狭义的辛亥革命是指1911年武昌起义到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
在此使用狭义的界定，即从武昌起义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到袁世凯上台的阶段。而资产阶级革命派掌握政治主导权的三个多月的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则是辛亥革命中最精彩的岁月，是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产生最直接的影响的时期。
什么是移风易俗？就是指风俗的变革。所谓风俗，是指在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因素作用下，人们在长期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习惯、爱好、礼仪等。这是漫长岁月中形成的历史现象，形成过程中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因此，风俗总是相对稳定的，如果没有外力的猛烈冲击，则很难发生变化。而因为有辛亥革命这样惊天动地的政治变革，才由此引发了中国社会风俗的若干变化。
再讲讲南京临时政府。一般来说，南京临时政府需要解释的是“临时”二字。南京临时政府是辛亥革命的具体成果，“临时”二字是当时中国各种政治力量博弈的结果。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重新启用袁世凯。
袁世凯在晚清政局中有个起伏过程。他当时重权在握，军队就驻在天津附近。西太后死后，清政府中便有人建议除掉他。当时一般认为，光绪的戊戌变法失败和袁世凯告密有关，所以主持大局的载沣身边，就有谋士鼓励载沣为哥哥报仇。载沣犹豫不决，担心会激起北京附近北洋新军的哗变。在京城广布耳目的袁世凯及时掌握这一动向，于是以退为进，在载沣还没下定决心杀自己时主动提出告老还乡，躲过杀身之祸。
袁世凯在河南老家待了两年多，清政府不得不重新启用他，因为可以镇压武昌起义的军事力量只有袁世凯的北洋新军。基于以上历史恩怨，袁世凯是不可能全心全意为清政府卖命的。所以当时的态势是：袁世凯一方面利用革命声势向清政府要权，一方面利用北洋新军实力，压制革命派，“一箭双雕”，并且两边都达到了目的。平心而论，革命派接受袁世凯的条件自有苦衷，因为就军事实力而言，若当初北洋新军全力以赴，则武昌起义时的革命军很危险。所以，在两难处境下，南北议和，双方达成妥协——谁推翻清政府，谁就是未来的民国总统，没有达到目的之前，只设临时政府。表面上看这是机会均等，但就实际军事力量对比而言，南北议和的结果意味着袁世凯是未来总统。
这些都是在孙中山回国前达成的约定。孙中山回到上海后，面临这种非常尴尬的政治安排。首先，他不愿意革命爆发之初就对革命的归宿有了预定安排；其次，若撕毁协议，惹恼袁世凯，政治风险会很大。考虑到起义目的是推翻清政府，孙中山不得不接受了这种复杂的政治安排。因此，1912年1月1日成立的南京政府，必须称为南京临时政府，同一天就任总统的孙中山，必须称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着眼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接受南北议和结果，他利用南京临时政府短暂的三个月时间，尽其所能为创立共和制度做了大量工作。在他去世后，鲁迅评价他：孙中山整个身心是为了中国革命和民族利益。
三个月时间里，南京临时政府非常急切地颁布了各个方面的法律，还制定了一部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为防止袁世凯上台之后对革命的背叛，从制度层面捆住袁世凯的手脚。
改纪年、废跪叩、禁缠足
当时扬州有个上了年纪的盐商专程到南京求见孙中山，孙中山亲自接见了他，见面后盐商马上要跪拜行礼，孙中山抢步上前扶住，告诉他民国不兴这套。
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很多政策法令，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各个方面。今天介绍与社会风俗变革相关的部分政策法令。
首先是改纪元、纪年，使用公历。在南京临时政府以前，中国实行农历，即阴历；同时以皇帝年号为纪年方式，1908年光绪去世，是光绪34年，1909年溥仪上台，是宣统元年。南京临时政府规定使用公历，废除了传统的皇帝纪年的方式，是受到所谓西方“强势文化”的影响，也希望以此去除封建帝制的残余以及与国际接轨。但是临时政府改纪元不彻底，废除了皇帝纪元，却采用了民国纪元。比如1912年，称为民国元年，还是需要换算公元。
临时政府在推行公历过程中有些想当然，对中国的农历比较排斥。其实，中国是农业国，使用农历，大致根据二十四节气进行农作，因此农历是有合理性的。临时政府虽然改用公历，但对广大民众来讲，短期内依然习惯按照农历方式纪年，所以在现实操作中有诸多不协调。直到1914年，当时的北京政府宣布，使用公历的同时，把阴历的每年第一天作为节庆保留下来，冠之以春节之名。
二是禁止在政府官员之间、官员和民众之间行跪拜之礼。跪拜礼的形成有个历史过程，最早的跪拜礼没有封建等级制度的含义。秦汉时期没有桌椅，人们席地而坐；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一种过渡性的小椅子，叫几；到宋代逐渐有了正式的椅子。跪拜礼的形成和椅子的发展是同步的。从宋代开始，封建专制制度逐渐强化，明清达到顶峰。桌椅在民间和官方逐渐普及的过程中，逐渐强化的封建等级制度也通过跪拜之礼固化和制度化，到了清代，人们已对三跪九叩习以为常。
南京临时政府明确规定，从民国元年开始废除跪拜制度，希望以此破除封建专制对人们思想行为和日常生活的制约，推广民主共和的观念，由此来维护新生的共和国。当时在废除跪拜制度的细节操作上是非常有技巧的，只规定官员之间、官员和民众之间不行跪拜，对民众在私人场合则不加干涉。
临时政府同时宣布，用鞠躬致意和握手的方式来替代跪拜，所以握手通行是这时候开始的。废除跪拜礼的规定在当时是耳目一新的。当时扬州有个上了年纪的盐商专程到南京求见孙中山，孙中山亲自接见了他，见面后盐商马上要跪拜行礼，孙中山抢步上前扶住，告诉他民国不兴这套。盐商大为感动，回去告诉家人说我今天才真正看到了民主。民主是抽象的，对这位盐商而言，跪与不跪，是对民主最直接的感受。
三是禁止缠足。一般认为，中国女性缠足的风俗是南唐时期李后主让宫女缠足在桌上起舞开始的。宫女们为了取悦他而纷纷仿效，这种宫中“时尚”又逐渐传到民间。宋以后封建专制逐渐强化，对女性人身权利有了更多桎梏，缠足现象在民间逐渐普及，且缠足年龄越来越提前，严重摧残了幼小女孩们的身心。
缠足问题引起重视是在鸦片战争后，当时外国传教士进入中国，缠足是他们百思不得其解的社会风俗之一，不仅因为这种风俗本身的残忍，更因为这个非常残忍的行为居然是女孩们最亲近的母亲强加的。传教士们大声疾呼：废除这种陋习。他们在各地成立“天足会”，并要求教会学校招收的女生一律放足。当时，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有识之士对此都有所呼应。但传教士的影响力毕竟有限，他们为了得到官方支持，求助于李鸿章，但李鸿章回答：虽然你们讲得都对，但中国政府麻烦已经很多，女子放足麻烦会更多。显然，李鸿章知道放足不是一种单纯的行为，这其实是对妇女身心的解放，一定程度上有社会变革的意义。传教士们非常失望，在他们看来，李鸿章是清政府中相对开明的官员，连他都不接受，可见为妇女放足的阻力非常大。
南京临时政府明确宣布废除缠足后，尤其在城市得到广泛的呼应。毕竟，长期以来，母亲下狠心为女儿缠足也是没办法，她们担心女儿嫁不出去，其实在内心深处，大家都知道这是不合理的。只是政府不出面，这种风俗很难有改变。因此，南京临时政府对于废除缠足有着革命性的贡献。
留不留辫，兹事体大
剪不剪辫分为四种人：坚决剪发的革命派，犹豫不决的普通百姓，拒绝剪发的遗老遗少，此外，对民国初年的社会比较失望的人也拒绝剪辫。
留不留辫在晚清有特定的政治含义，所以，南京临时政府一定要在这方面开刀。
中国成年男子留辫的习俗是清代开始的。留辫是清入关中原过程中为了强迫人口占大多数的汉族臣服于满族专制统治的一种极端政治举动。清军在全国建立统治过程中，对汉人的镇压非常残忍，“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都是显著事例。当时的口号是“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清军所到之处，不管是前明官员，还是普通百姓，必须剃发，只留下一个小辫子垂在脑后。这是对汉人情感的严重伤害，很多汉人因此而死。清代留辫是强加给成年男子的规定，而一些反清分子为了强调反清志向，则把不留辫子作为一种标志。所以，留不留辫，兹事体大。
中国人留学日本的高潮是在甲午战争以后。当时，因为败于弹丸之地日本，国人逐渐认识到自己已经落后于世界。为了寻求原因和寻求改变，留日高潮在1895年后逐渐兴起。留日学生很多由清政府公费派遣，比如辛亥革命的领袖人物之一黄兴，他由湖广总督张之洞派去日本。义和团事件后，清政府意识到要变革，所以进行清末新政，派遣学生留日学习日本经验以改变清政府的贫弱状况，结果黄兴等人留日后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清政府种瓜得豆，最后推翻清政府的主要力量都是一开始被清政府寄予厚望的，比如留学生和北洋新军。
鲁迅于1902年留学日本，当时留学生分留辫和不留辫两派，剪辫的人当然是倾向革命的。鲁迅思想激进，到日本后就剪去了头发。他在1909年回到上海，面临的第一件事情是辫子问题。剪辫的他最初担心被认作异己分子、谋反分子，不得不买了一条假辫子以假乱真。据他回忆，假辫子做工不错，一条需要四块大洋。由于种种不便，鲁迅后来索性不戴假辫，于是他出门便被指指点点，走亲访友也遭到白眼和指责，这让他很困惑。
像鲁迅这样思想开明激进的人，也为一根辫子困惑，可见辫子是个多大的问题。鲁迅并不是后来和国民政府作对才出名的，他早在民国时期就崭露头角。他是辛亥革命的参与者，参加过同盟会、光复会。他在《关于“舒愤懑”》里写道：“我觉得革命给我的好处，最大、最不能忘的是我从此可以昂头露顶，慢慢地在街上走，再不听到嘲骂。几个也是没有辫子的老朋友从乡下来，一见面就摩着自己的光头，从心底里笑了出来道：哈哈，终于也有这一天了。”
剪不剪辫分为四种人：第一类是革命派，坚决剪发，并希望人人剪发。第二类是普通的百姓，比较犹豫，很多时候是“被剪发”。第三类是清朝的遗老遗少和围绕末代皇帝的那群人，拒绝剪发。这些遗老遗少集中在四个地方——上海、大连、青岛、天津。上海主要是汉人的遗老遗少，北方三个口岸有日租界，遗老遗少由日本人撑腰。日本人在复辟帝制上的作用是很恶劣的，伪满洲国主要就是日本人操纵的结果。而溥仪和身边太监也拒绝剪辫，还有在徐州的张勋军队，因为留辫，张勋的军队就叫辫子军。第四类人也拒绝剪辫，但和第三类不同，他们是对民国初年的社会比较失望的人。典型的例子就是辜鸿铭。辜鸿铭才华横溢，在外国人眼中，把中国传统文化很好地传达给西方的，就是辜鸿铭和林语堂二人。辜鸿铭民国初年在北大当教授时还留着辫子，很多学生认为他是政治反动分子，或者在课堂上嘲笑他。而辜鸿铭冷静地对学生说：剪掉辫子是容易的事情，但要剪掉心中的辫子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这句话甚有深意。
移风易俗成就巨大亦有局限
革命派希望从各方面求得人们身心的解放，因为造就一代身心健康的国民是建立和维护乃至巩固共和制度最基本的前提。
辛亥革命最大的历史功绩是推翻帝制，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进了中华民族历史性的进步。我们应该知道，任何革命都是社会矛盾长期堆积的结果，不是某个人或某个党派主观所能发动的。清末新政搞不下去，才有了辛亥革命，不能因为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不像革命派所预期的那么光明，不能因为辛亥革命没有解决中国所有的问题，就否定这场革命。
这里我引用革命前辈林伯渠1941年的一段话，来帮助大家认识这个问题：“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起奇怪，因为他们没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不经过封建帝制的人，很难想象帝制下生活的人身心受到多大的压制。所以，我们不能忽略历史上的志士仁人为今天的进步作出的巨大贡献，辛亥革命的功绩是绝对不应该抹杀的。
当然，就移风易俗而言，在充分肯定其意义的前提下，也要看到其中一些局限性。
首先，社会风俗是在长期社会生活中受到各种因素影响而形成的，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中国社会经济的基本状况在辛亥革命后没有一夜之间发生巨变，因此，由于中国广袤地区的经济文化现状差异，移风易俗在各地的影响程度是很不一样的，不能过高估计。辛亥革命在移风易俗上产生的影响主要是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而民国年间，很多地方还是有缠足、吸食鸦片、买卖人口、溺死女婴等陋习。换言之，不能以辛亥革命后的上海作为标准来想象全中国，对此要有客观的估计。
其次，南京临时政府在推行移风易俗的法规时多少有点急于求成的过激行为。明显的例子是剪辫。清政府把留不留辫作为政治象征，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有些地方也把剪不剪辫作为政治象征，他们出动军队守在大街上强行为老百姓剪辫子。须知，虽然留辫子是专制强加于人的，但对于剪不剪辫子，民间亦有很多具体的考量和担心。人们不知道革命是否会成功，万一失败，剪掉的辫子一夜之间又长不回去，会带来很多麻烦。文化名人夏衍曾在回忆录中写道：城门口军警站立，进城卖菜的老头被剪了辫子，痛哭流涕，没脸回家，村里人知道了，都不敢进城卖菜了。类似这些现象反映出，革命党人对移风易俗的社会接受度估计不足，有点想当然。
第三，移风易俗推行时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南京临时政府强调，旧的社会风俗是与封建专制相联系的，所以大刀阔斧推进移风易俗，往往简单地把新的都认为是好的，把旧的都认为是坏的，尤其是把传统文化过分贬低。传统文化和习俗虽有弊病，但也有合理的部分，革命派过多指责传统习俗的不合理，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就是过度崇尚西洋习俗，这在上海表现得尤其明显，有些人一味把西洋习俗看作是时尚、进步和革命，这就把移风易俗简单化了。
最后，南京临时政府除旧布新的政策法规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支持。临时政府昙花一现，1912年4月1日袁世凯上台，1913年宋教仁被杀，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和黄兴再次流亡海外，政治上又出现了反复。临时政府移风易俗的法规颁布后，社会上的态度也很不一样，如剪辫一事，从中可以看出革命成果的来之不易。
革命派为巩固辛亥革命成果，的确在移风易俗上做了大量工作。以上介绍的这些仅是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部分社会风俗变革的政策法令。革命派希望从各方面求得人们身心的解放，因为造就一代身心健康的国民是建立和维护乃至巩固共和制度最基本的前提。当然，有一些变革收效甚微，比如禁止吸食鸦片、买卖人口等。我们一方面要充分肯定其积极意义，同时要理解临时政府心有余而力不足。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虽然在短短三个月后失败，此后政治不断有反复，但任何复辟帝制的行动——从袁世凯到张勋——都没有再取得成功。这和辛亥革命在移风易俗上的贡献是有关系的。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因素的制约，在移风易俗的推行上，存在各种缺陷。当然，这绝对不应该妨碍我们对辛亥革命各位志士仁人给予充分的尊敬和应有的评价。
戴鞍钢
1955年生，上海青浦人。1977年，作为“文革”后的首批大学生入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1985年硕士毕业后留系任教。后在职攻读博士，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校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晚清史和社会经济史，著有《晚清史》、《港口·城市·腹地——上海与长江流域经济关系的历史考察》、《发展与落差——近代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进程比较研究》等；合著《中华文明史》、《中国政治通史》、《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等；主编《中国地方志经济资料汇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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